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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酒引力波之二十三 红色是中国色，亦称中国红。 先秦时期，上层推崇五正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。孔子甚至把朱色与雅乐、国家相提并论，认为朱色是大雅之色，代表着正统。 周朝开始，红色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。潜移默化间，红色成为了自信、忠诚、纯真、专一、进取的标志。 今天，红色属于“汾酒雅学”范畴，是“大雅汾酒”的研究课题。 作为一直受到王朝上层喜爱的汾酒，在现代中国“红色政权”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
1936年2月初，毛泽东率红军来到晋陕大峡谷西岸的清涧县袁家沟，准备渡河东征。他登临白雪覆盖的塬上，看见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 正是从这一刻起，汾酒成为了“延安革命根据地”、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”、“晋绥抗日根据地”等的专供酒，见证并奠定了“红色国酒”的特殊地位。 1936年2月20日发起的“东征战役”主战场在山西，历时117天，是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战争的重要拐点。 随着这个拐点的到来，汾酒由过去的“王朝御酒”，变为了国共分合、抗日救亡、礼敬国魂、军民情深的“抗战酒”和“英雄酒”，以及弘扬和传承吕梁英气、太行精神、黄河风骨的“民族酒”。
这期间，汾酒的影子无处不在，参与见证了内战、抗战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。历史详细记载了领袖名流们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、经济、生活、礼赠等所有的宴会活动，用的全是汾酒。 有人曾写过这样的一首打油诗： 国共祭黄陵，把酒问苍生， 杏花村里延安情， 主席不善饮，独爱酌汾清， 荡气雄文赋东征； 朱老总大寿，徐特立庆生， 千叟宴上聚精英， 礼赠文武将，宴贺抗战胜， 红色酒魂唱大风！ 这是1935年10月-1945年8月十年间，延安根据地、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时期，整个北方战区刮起的一场“红色汾酒引力波”。 东征期间，著名红军将领周士第来到了山西汾阳，成立了吕梁地区最早的党组织。周士第特地来到盛产名酒的汾阳杏花村，见到了当时汾酒的大掌柜杨得龄。
一向有爱国情怀的杨得龄，热情向周士第介绍了古老杏花村的酿酒历史，当听到晚唐诗人杜牧的《清明》诗时，周士第兴致勃发，题写了《参加红军》七绝诗： “参加红军人纷纷，倭寇国贼惊失魂。抗日先锋处处有，革命同盟遍乡村。” 红军离开杏花村时，杨得龄老掌柜将两坛陈年老白汾酒递给周士第，让他转交延安首长，嘱咐“要喝中国名酒，狠揍日本强盗”。并拒销已成日本沦陷区的地方，誓言“一滴汾酒都不能为敌所用”。 汾酒与圣地延安结下了深厚情缘，成为了党中央“首府”的主要用酒，尤其是毛泽东主席，虽然不大善饮，但遇到重大场合、重要时刻、重要人物、重要家事时，必喝汾酒，无一例外。 毛泽东与党中央在延安呆了十年零两个月，其中，1940年至1945年，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%-60%，而吕梁几个专区就占到了70%。晋绥边区曾多次提供粮油烟酒等生活用品给党中央，其中就有汾酒。
山西是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和主战场，汾酒自然成为了抗战的重要物资。每每取得重要的战斗胜利，当地军民无不以汾酒“犒赏三军”。汾酒成了支撑平型关大捷、百团大战、忻口会战等山西抗战的“精神弹药”，其纯爽甘烈的酒劲，更是三晋儿女精、气、神的外化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，国内革命战争发生了根本转变，1947年中央驻地进行了战略大转移，第二年到达河北西柏坡村。党中央高瞻远瞩、运筹帷幄，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“三大战役”，为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西柏坡时期，汾酒依然是党中央高层最喜欢喝的酒，各种国事宴请、和平活动、战时动员等依然用汾酒。 有酒文化研究者曾为建国前夕的汾酒编写过这样的顺口溜： （一） 晋冀豫，晋察冀，西柏坡里毛主席！毛主席饮酒望山西！ 先赠许世友，后赠傅作义，两次宴请苏老米！（苏联特使米高扬）。 七届二中全会，夜宴民族党魁，北京饭店高标准，和平使者四百位！ （二） 三大战役捷报响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斟满汾酒庆解放！ 筹政协，迎庆龄，四批汾酒运北京，第一国宴建奇功！ 这是1945年8月-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前夕发生的又一场“红色汾酒引力波”，为建国后的汾酒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1949年1月31日，斯大林派特使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，一行四人来中国，总司令朱德、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迎接至西柏坡。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接待的最高级国宾。西柏坡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。由于苏联人爱喝酒，我方特意准备了山西汾酒。
（图一：电视剧中的毛泽东用汾酒宴请米高扬；图二：毛泽东与米高扬；图三：朱德等与米高扬） 中共高层两次宴请米高扬，喝的都是汾酒。毛主席亲自作陪，米高扬豪饮汾酒后，赞不绝口，还不停地打听汾酒出自何处。觥筹交错间，汾酒筑起了两国深厚的友谊桥梁。 1949年6月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批示：“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汾酒运到北京，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”。 此时的汾酒，在党和政府关怀下，由中共晋中地委派遣了汾酒曾经的大掌柜杨得龄之子——杨汉三来主持工作，恢复全面生产。 1949年9月初，为保证这批汾酒在运输途中的安全，汾酒厂工人在警卫班的保护下，经过五天四夜的艰苦努力，分四批把五百余斤汾酒运到了首都。杏花村汾酒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款国宴用酒（注：另做论述）。
（图一：彭真批示把汾酒运到北京；图二：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，会后国宴用的汾酒） 自红色革命的火种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播撒，最终北上陕北会师，汾酒就注定了其不平凡，与新中国的沉浮命运，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 尤其是，当党中央进行战略大转移，离开延安跨越山西全境，路居山西来到西柏坡后，汾酒的地位与日俱增，成为了公认的“爱国酒”，这其中蕴含的情义和价值令人深思。 如果说，“御酒”是汾酒在王朝时期的雅号，“国货代表”是汾酒民国初年的雅号，而“爱国酒”则是汾酒在建国前最有情怀的雅号。 汾酒在边区时期、抗战时期、解放时期、建国前夕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，至今没有一枚酒品牌可以比拟、可以代替。 那么，新中国建国后，汾酒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？“红色汾酒”能一直传承下去吗？ （来源：智度名酒评论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