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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酒引力波之三十三 在跨入21世纪的门槛上，中国经济遭遇到了一个坎，这个坎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 国家开始实施经济“软着陆”，为货币宽松和过热经济降温，各行各业受到了牵连。 而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中国白酒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： 1997年发生山东秦池3.2亿“央视标王事件”，惊诧国人，引发媒体暗访，凶猛围剿白酒业；1998年山西朔州“假毒酒案”引发命案，惊动中央；1999年发生“新型勾兑酒”风波，媒体质疑“还有企业实实在在的酿酒吗？”；2001年国家税务部门实施“每瓶5毛钱消费税”，白酒大企业雪上加霜。
此时，整个中国白酒行业步履蹒跚，异常艰难，而“汾老大”更是不可能置身事外，省外市场几乎全部失守，退回到了本省。 1999-2004年也被称为中国白酒业的“谷底期”和“冬眠期”。 然而，这也是一个躁动期、开创期、绝地反击期。因为企业要吃饭，吃饭就要想办法。 一场“OEM贴牌潮”“买断经营潮”和“新名酒运动”拉开大幕。以名酒厂为引领，动静越来越大，范围越来越广，最后几乎所有酒厂都跟了进来。 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买断贴牌运动中，“汾老大”却显得异常冷静。 查阅历年资料、企业文献和台账发现，早在八十年代中期，汾酒厂便接触到一些关系户前来游说“联营、贴牌”。其中，一位上级领导提出：用汾酒的牌子联营周围470余家烧酒作坊，形成一个松散型托拉斯，造就更多“万元户”，大家共同致富。 但是，汾酒厂两位领导一口回绝了，认为“这是大面积造假，是在伤害汾酒的牌子，我们是国有大酒厂，不能这么干……”。 这其实比后来川酒、鲁酒盛行的“OEM模式”早接触了10余年。 山西人“实在、质朴、较劲”的性格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1999年后，即便在竞争大环境的压迫之下，汾酒厂仍选择了有实力的诚信大商合作，严格监管买断模式，控制买断数量，毫不手软杜绝异地装酒，必须罐装汾酒厂生产的正宗清香汾酒。 有人说，这是“以义制利，诚信天下”晋商精神的坚守、回归和传承，是汾老大的一贯风格。 2004年，汾酒厂举办了“中国·山西首届杏花村汾酒文化节”，开始竖立文化大旗，这也是中国酒业的首个文化节。同年，启动了汾酒文化战略“清香工程”。2006年，汾酒酿造技艺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研究发现，1994-2008这十五年，是中国白酒业最为乱象丛生的时期。十七大老名酒七上八下，七零八落，城头变大王旗，各种品牌传播底线被突破，各种商业模式层出不穷。 但是，这个时期的汾酒，在品质上坚守住了底线，在品牌道德上无懈可击，没有因质量问题和夸张虚假传播，遭到任何媒体的质疑和暗访，无愧老祖宗留下的“汾老大”这块招牌。
其实，这十五年，是汾酒从“业绩老大”退位后，面对中国经济最为躁动混乱的时代，保持了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常心。 最大的遗憾是，这一时期，汾酒没有像茅台、五粮液等一样全力布局高端和超高端战略，因不利事件等影响，推出的新高端——“青花汾酒”高端大单品，其“窗口期”也被滞后。 但是，我们看到，汾酒毕竟是千年老字号的民族大品牌和大企业，骨子里具有文化名酒和高端名酒的强大基因，尤其明清600年来奠定和传承的“汾老大”基因，决定了它绝不会平庸。 非常值得欣慰，行业危机过后的2005年始，“青花汾酒”高端大单品，开始稳步发力，大家风范的高端基因开始彰显，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，尤其2010年后，开始成为“老名酒·新高端”的一匹黑马和不容忽视的力量。 其实，这十五年，正是“汾酒复兴战略规划”前的沉潜蛰伏期，看似平静，实则在做起飞准备。 战略咨询专家、投行家王明夫，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（1978-2008）称为“特殊三十年”，并划出上下半场。1978-1993上半场是“计划经济的遗留坚冰”，1994-2008下半场是“市场经济的商业乱象”，基本上以1992“小平南巡”为分界线。吴晓波为此专门写了一本《激荡三十年》，影响颇大。 说明这30年是中国的非常时期，尤其后十五年。如春秋战国，乱世争霸，各种心浮气躁、怪招模式无底线释放，让人目瞪口呆、眼花缭乱。 有人说，1994-2008的下半场，是汾酒跌落巅峰的遭遇战，汾酒很像乱世中的潜伏者，是一条潜龙，十五年没出什么大风头，但庞大身躯依然可见。
中国有句哲谚：“伏久者飞必高，卧久者行必远”。 在这乱象丛生的十五年里，汾老大尽管没有飞起，但有目共睹的是，汾老大至少坚守了“两个代表”，让全行业刮目相看：
十五年间，无论商业环境怎么险恶、浮躁，汾酒这两个代表始终没有动摇，口碑一直很好。 正是这两个代表，潜龙在渊的汾老大，以千年名酒基因做保障，为2010年后的行远做好了铺垫，为未来“汾酒复兴战略”守正蓄力。 潜伏期，人们看清了“汾老大”的胸襟！ （来源：智度名酒评论） |
